先生曰：『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？』

爱曰：『著述，即于道有所发明。拟经，似徒拟其迹，恐于道无补。』

先生曰：『……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六经不必述，删述六经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属 3 ，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，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 4 ，以为惟此为得其宗，于是纷纷之说尽废，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皆然……孔子述六经，惧繁文之乱天下，惟简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，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，又不合焚六经。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；只宜取法孔子，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则其诸怪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，某切深有取于其事，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、反朴还淳之行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』

爱曰：『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，恐亦难晓。』

先生曰：『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，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！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，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』

爱曰：『伊川亦云「传是案，经是断」 5 ，如书弒某君，伐某国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。』

先生曰：『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，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「弒君」，即弒君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，书「伐国」，即伐国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六经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。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，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，各随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专求之言语，故曰「予欲无言」 6 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：「仲尼之门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 7 。」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 8 ，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！……』

文中子：王通（五八四至六一七），字仲淹，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，门人私谥文中子，仿孔子作六经。韩退之：韩愈（七六八至八二四），河北昌黎人，死后谥文，故称文公，追封为昌黎伯，唐代著名文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