霸主治国之术是以权势威慑、以信誉求团结、以赏罚用人才不讲信用

霸主治国之术是以权势威慑、以信誉求团结、以赏罚用人才。不讲信用，人才就得不到；赏罚不明，人才就会离去。

所以说，治国的根本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，要使二者不偏不倚，相辅相成。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，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。就算是圣人执政，也不可只用其一。由此可知，用德较多、用刑较少的是五帝；刑德并重的是三王；刑法较多、仁德较少的是五霸；单用刑法而亡的就是秦了。

以德治国还是以刑治国，是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本节就阐述了这一方面的内容。五帝以“无为而治”的德行治理国家，从而形成自然而然的风气。当文治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国家时就需要改变方法，所以又有了后来“三王”时期以刑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方法，再到后来刑多德少的“春秋五霸”。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，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。

从今天的治国方法来看，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才是最佳的治国之策。用德做示范，加强文明建设；以法做规范，使人民有法可依，只有使两者完美结合，相互促进，相互协调，才会使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安居乐业。

汉朝明主 各有优劣

或曰：“王霸之道，既闻命矣。敢问高、光二帝，皆拔起垅亩，芟夷祸难，遂开王业。高祖豁达以大度，光武谨细于条目，各擅其美，龙飞凤翔，故能拨乱庇人，拯斯涂炭。然比大德，方天威，孰为优劣乎？”

曹植曰：“昔汉之初兴，高祖因暴秦而起，遂诛强楚，光有天下，功齐汤武，业流后嗣，帝王之元勋，人君之盛事也。然而名不纯德，行不纯道，身没之后，崩亡之际，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，嬖妾被人彘之刑。赵王幽囚，祸殃骨肉，诸吕专权，社稷几移。凡此诸事，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？然其枭将画臣，皆古今之所鲜；有历代之希觏，彼能任其才而用之，听其言而察之，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。

世祖体乾灵之休德，禀贞和之纯精，蹈黄中之妙理、韬亚圣之懿才，其为德也，聪达而多识，仁智而明恕，重慎而周密，乐施而爱人。值阳九无妄之世，遭炎精厄会之运，殷尔雷发，赫然神举，奋武略以攘暴，兴义兵以扫残，军未出于南京，莽已毙于西都。尔乃庙胜而后动众，计定而后行师，故攻无不陷之垒，战无奔北之卒。宣仁以和众，迈德以来远，故窦融闻声而影附，马援一见而叹息。敦睦九族，有唐虞之称；高尚纯朴，有羲皇之素；谦虚纳下，有吐握之劳；留心庶事，有日昃之勤。是以计功则业殊，比隆则事异，旌德则靡僭，言行则无秽，量事则势微，论辅则臣弱，卒能握乾图之休征，立不刊之遐迹，金石铭其休烈，诗书载其懿勋。”故曰：光武其优也。

有人问：“五霸之道我已明白了，那么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，都是从乡间崛起，扫平了天下战乱而开创了帝业。刘邦豁达大度，刘秀谨慎小心，各有所长，可谓龙飞凤翔，所以能收拾残局，保护百姓，拯救大众于水火之中。将他们俩人的德行与威望相比较，谁优谁劣呢？”

曹植说：“昔日汉室初兴，刘邦因反抗暴秦而起事，后又诛灭项羽，一统天下，其功勋可比汤武，伟业流传子孙。真可谓帝王中的元勋，人君中的盛事呀！然而他的名声、品行毕竟没有与道义相符，所以他死后，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做些残暴之事。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，挖目熏耳，喂上哑药；赵王如意被幽囚毒杀。亲生骨肉连遭屠杀，吕氏家族独揽朝政，汉家政权几乎易主。上述种种，难道不表明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？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，就是由于他能选贤任能，听其谋观其行，才会统一天下，成就帝业。

“光武帝刘秀继承了皇家的仁德，秉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，通晓中正万物之妙理，胸怀仅次于圣贤之士。他聪睿豁达、博学多识、仁义聪明、思维缜密、乐善好施。在其所处的时代，灾难多发，正值汉朝气数将尽，世道艰难之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如雷般惊天动地，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，扫除残暴，诛灭逆贼。他的大军还没出南京，王莽就已在洛阳被乱兵杀死。像刘秀这样的人，运筹于帷幄之中，便能稳操胜券，计谋确定后就采取行动，所以才能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士兵也誓死追随他。对百姓广施仁爱，勤修政业而名传千里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，所以窦融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，马援一见便深为赞叹。像虞舜一样有亲和的声誉；像羲皇一样有高尚的品质。他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，有周公吐哺握发之劳苦；倾心国事，日夜操劳，史称日昃之勤。若论功劳，他的业绩非同寻常；论尊高，他的事迹不同凡响；论道德，无可挑剔；论品行，正大光明。刘秀势力并不强大，文武辅臣也并不强，但最终能一统天下，创建不朽功勋，使美名金石碑铭，诗书文献也记载着他的不少功业。”所以说，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。

或曰：“班固称周云成康，汉言文景，斯言当乎？”

虞南曰：“成康承文武遗迹，以周、召为相，化笃厚之氓，因积仁之德，疾风偃草，未足为喻。至如汉祖开基，日不暇给，亡嬴之弊，犹有存者。太宗体兹仁恕，式遵玄默，涤秦、项之酷烈，反轩、昊之淳风，几致刑厝。斯为难矣！若使不溺新垣之说，无取邓通之梦，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。景帝之拟周康，则尚有惭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