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房婚又称为“收继婚”、“升房婚”、“转亲婚”、“叔嫂婚”等

转房婚，又称为“收继婚”、“升房婚”、“转亲婚”、“叔嫂婚”等。一般而言，转房婚是指父亲死后某一特定的儿子收娶其后母，或者兄长死后弟弟收娶其嫂，或者弟弟死后兄长收娶其弟媳。

民族学家们认为在原始社会，各个部落之间征战频繁，从而自然而然地将抢掠来的妇女当作自己的财产。而一旦这些男子死去，为他们所拥有的“妇女”也自然而然地被以财产的形式，转让给本部落中的其他男子。随着交换婚的产生，这种转让范围也逐渐缩小。当家庭和私有制出现以后，家族制度形成，转让也就逐渐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即通过掠夺或者交换得来的妇女在其丈夫死后，一般都得转让给与死者具有近亲血缘关系的人。而随着私有制的发展，当买卖婚逐渐产生和流行以后，转房婚又和氏族或家族内部的财产继承直接联系起来。既然妻子是由丈夫的家庭出钱买来的，那么，她自然成为丈夫家庭财产的一部分，也理所当然地不能外嫁，而只能由家族或家庭内部的成员来继承这件财产。

从古籍记载来看，中国古代就存在着转房婚的形式。虽然“三皇五帝”只是传说中的时代，但通过某些后人的“想像”，却正好反映出“想像者”当时的某些婚姻状况。

据载，舜和他的弟弟的故事就反映出转房婚的某些征象。舜还没有发达的时候，在家里帮助父亲务农为业。但他舜娶尧的女儿娥皇和女英为妻的老爹不喜欢他，只是喜欢他的弟弟象。老爹和弟弟象想谋害舜，再三下手，但因天佑善人，总未如愿。其中，有一次，象将舜骗进井中，然后就和老爹落井下石，用土将井都填满了。两人都以为舜必死无疑。象就公开说道：“舜娶的可是尧的两个闺女呀，这下可就归咱所有喽！”准备将两个嫂嫂占为己有。

转房婚曾经在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中广泛流行。但就汉族而言，最迟到宋朝时代，朝廷已命令禁绝转房婚，违者会受到比较严厉的惩罚，这当然与同时兴起的理学思潮不无关系。简短地说，在宋朝理学家看来，转房婚最不能容忍之处在于其大大违反了理学的三纲五常原则。从血缘关系上而言，至少也是一种“乱伦”行为。正像程颐和朱熹对唐朝统治者的指责那样，程颐明确地指斥唐朝皇帝老子们经常是“其妻则娶之不正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老婆都来得不明不白！即使已经到了南宋，朱熹还是抓住这一点不放，说唐朝的上层人物们居然对“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”，也就是说，“他们居然对乱伦之事一点都不感到脸红！”这当然指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夺了他的儿媳妇杨玉环等类似的事情。所以朱熹才鄙夷地说，唐人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正宗的汉人，而本来就是夷狄之人啊。所以，朝廷和理学家们都不遗余力地要戒除这种婚姻习俗。出于政治统治和理学的考虑，官方和正统哲学都极力提倡伦常原则，比如，要像对待母亲那样对待守寡的嫂嫂。

杨贵妃出浴图据说，明州的徐氏三兄弟同居共财，以卖水、舂米为生计。哥哥死后，两个弟弟在家中侍奉嫂子就像对母亲一般，远近之人没有不夸奖他们的。民间流传的许多故事也表明了明清时期以后的这种社会潮流。著名的清官形象包拯就是民间百姓心中的楷模，他从小被嫂子抚养成人，因此对嫂子如同对母亲那样恭敬。但同时，这类人物又具有另一种品恶姻缘格，即大义灭亲。戏曲中的包拯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备受民众的敬仰。包拯遵照法律将自己的侄子铡死，而自己充当供养失去儿子的嫂子的“儿子”。包公受尊崇的重要原因即在于他能够严格按照家庭礼法来对待嫂子，同时又维护了国家的法律。

进入明清以后，一方面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民间实行转房婚，另一方面则是理学家对三纲五常、三从四德等正统儒家观念的提倡。官方与儒学同时也以为贞洁烈女树碑立传等手段，来向民间社会进行思想观念方面的渗透，强调通过人的内心修养来强化道德的调节功能。妇女守寡，从一而终，终于在明朝形成了社会风气。转房婚也终于在汉族地区失去了立足的根基。

入赘婚

在私有制社会里的妇女被当成私有财产形成了买卖婚姻，许多贫穷之家的男子缺乏经济基础，拿不出财物聘礼娶妻成家，便入赘到女方家，成为妻子家的家庭成员之一。这样就出现了男嫁女娶的招赘婚。